饮冰室

1907 年的同伴

在我成长的很多时期,常常都会伴有一种沮丧感。有时候是不得志的挫败,有时候是百无聊赖的迷惘。通常这种沮丧,最后都会消解于去寻找一些同伴。同伴的力量对我来说是很难得的,它能化解你的孤独。

1907 年的鲁迅是我无数同伴中的一个。尽管我们从未见过面,但是我能特别同情那一个 26 岁在日本漂着的青年,特别理解他当时内心的沮丧。

1907 年的鲁迅已经从仙台医专学校退学了,正在东京漂着。就在前一年,他刚回中国结了婚,是旧式包办婚姻,娶了他并不喜欢的第一任妻子。然后随即同弟弟周作人一起回到东京,满怀壮志地要办一本文艺杂志,叫做《新生》。

《新生》的初衷是希望通过翻译国外弱小民族的文学,唤醒中国人的思想意识,让他们去追求独立和自由。鲁迅后来回忆,“有一种茫漠的希望:以为文艺是可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因为这意见,便自然而然地想到介绍外国新文学这一件事。”

回想他那时候的一个生存状态,首先是通过清末官方的一个体制得到出国留学的机会,然而又不屑于与仍然留着辫子的“富士山同学”为伍,于是一个人跑到偏远的仙台医专,希望学习医术,拯救许多像自己父亲那样被耽误的病人,然而终于又遭遇幻灯片事件、遭遇被举报的匿名信事件,于是再次决定弃医从文,转而去寻求文艺活动的新方向。可以说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他是一波三折才弄清要做些什么的。

当时也正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中国本土开始涌现、乃至分叉出许多新的思想。1907 年中国现代文学处于即将诞生前的最后一刻,还差临门一脚,新的世界就会打开。鲁迅在外已经接受了新的知识结构,个人第一阶段的文艺活动刚要开始,这个阶段他有许多想说的话,想借着国外优秀文学作品之口,通过《新生》为中国人提供第一次精神的启蒙。

可惜《新生》杂志很快就遭遇了失败。而且是无法言说的失败。因为这本杂志连面世的机会都没有。原本说好一起写稿的伙伴中道退出,印书的资金也迟迟没有着落,尽管已经准备了许多材料,甚至连杂志里的插画用哪一张都选好了,这本杂志最后还是默默流产了。鲁迅说自己感到了一种“未尝经验的无聊”,失败的滋味在此后一直萦绕在他的心上。

后来《新生》中许多要说的话,都被鲁迅当作约稿拿去写给了《河南》等国内青年杂志。他写得最为生猛,文章数量最多,格局也最广,常以“立人”思想,试图重建国人的现代意识。他几乎要凭一人的笔力,撑起《河南》的六分之一。这些《新生》中被压抑的巨大的倾诉欲,终于等来机会倾泻在了别人的阵地上。

另一部分《新生》未能实现的内容,也就是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那一部分,则化作了他与弟弟周作人一起编写的《域外小说集》。这本书是拿了当时去东京看病的一个同乡的投资,作为小说集印刷的启动资金,总共 150 块大洋,分批印了一些,最后仍然以失败结尾。第一批只卖了 21 册,第二批卖了 20 册,然后就无人再买。还有一部分书被寄回上海,希望打开国内的销路,同样无人问津,中间似乎又遭遇了大火,最终不了了之。

如果以第一次创业来看待鲁迅这阶段的文艺活动,他显然是一个非常稚嫩的创业者。《域外小说集》使用了非常艰涩难懂的文言进行翻译,事实上并没有一批合适的读者可以获取,可以说并没有抓住市场。但在内心深处,他分明又在那一批国外文学中看见了新的未来。这直觉并没有错,只不过这个所见,后来换了一种方式在他身上发挥出了效力。

讲了这么多,为什么我称 1907 年的青年鲁迅为同伴呢?因为我总觉得我也处在类似的处境里,只不过是在另一个技术的范畴里。

我有一个很不恰当的比喻,但在这里仍然想提出来讲一讲,这个比喻是这样:

在现今的中国,计算机和互联网所带来的这一波三十年的技术浪潮中,我们正处在类似于清朝末期这样一个时代。

清朝是封建制度在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朝代,也毫无疑问是这套制度达到登峰造极的巅峰期最成功的一个朝代。清代把这套制度玩得如此纯熟,以至于哪怕是被八国联军打破国门,清朝的财政收入依然能维持这个庞大的机器持续运转很多年,坚持了非常久的时间,最后才因为国内的革命爆发而寿终正寝。

中国的互联网处于类似的状态:高度发达、极其便利、用户基数见顶,竞争格局趋于稳定,只有大公司能产生源源不断的利润。我们有 AI 算法每天为 14 亿用户投喂无止境的信息饲料,控制他们从生活乃至精神的方方面面。这是互联网对人能产生影响的全盛时期。但是很少有人能看到巅峰期后,紧跟着将是一个摔落谷底、加速下坠的过程。

与之作对比,国外已经在悄然进行制度更替了。他们抛弃了这套过时的封建制度的互联网,转而去寻求代表未来的新的民主式的技术架构。这套新的技术架构,一如鲁迅当时在弱小民族文学和新的现代文学中所发现的那样,是一个更加看重个人价值、肯定个人尊严、鼓励追求个人独立与自由的运动。

这套新的技术架构,是 crypto、是 web3,是 blockchain。

我也像 1907 年那个在日本漂着的青年一样,分明看见了一个新的未来,只不过我的战场换成了赛博空间,但它们都是同一个社会。我希望传达新的思想,在数字世界里唤起人们对个人隐私和自由权利的追求,我甚至也和其他同伴一起办了翻译国外文章的“杂志”,只是最后的结局也如《新生》一般,在特定的时期,特定的环境中,你很难找到市场,很难找到那第一批读者。于是很快我也感受到了那一种“未尝经验的无聊”。

-- 2022 年 5 月 4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