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成长的很多时期，常常都会伴有一种沮丧感。有时候是不得志的挫败，有时候是百无聊赖的迷惘。通常这种沮丧，最后都会消解于去寻找一些同伴。同伴的力量对我来说是很难得的，它能化解你的孤独。
1907 年的鲁迅是我无数同伴中的一个。尽管我们从未见过面，但是我能特别同情那一个 26 岁在日本漂着的青年，特别理解他当时内心的沮丧。
1907 年的鲁迅已经从仙台医专学校退学了，正在东京漂着。就在前一年，他刚回中国结了婚，是旧式包办婚姻，娶了他并不喜欢的第一任妻子。然后随即同弟弟周作人一起回到东京，满怀壮志地要办一本文艺杂志，叫做《新生》。
《新生》的初衷是希望通过翻译国外弱小民族的文学，唤醒中国人的思想意识，让他们去追求独立和自由。鲁迅后来回忆，“有一种茫漠的希望：以为文艺是可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因为这意见，便自然而然地想到介绍外国新文学这一件事。”
回想他那时候的一个生存状态，首先是通过清末官方的一个体制得到出国留学的机会，然而又不屑于与仍然留着辫子的“富士山同学”为伍，于是一个人跑到偏远的仙台医专，希望学习医术，拯救许多像自己父亲那样被耽误的病人，然而终于又遭遇幻灯片事件、遭遇被举报的匿名信事件，于是再次决定弃医从文，转而去寻求文艺活动的新方向。可以说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他是一波三折才弄清要做些什么的。
当时也正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中国本土开始涌现、乃至分叉出许多新的思想。1907 年中国现代文学处于即将诞生前的最后一刻，还差临门一脚，新的世界就会打开。鲁迅在外已经接受了新的知识结构，个人第一阶段的文艺活动刚要开始，这个阶段他有许多想说的话，想借着国外优秀文学作品之口，通过《新生》为中国人提供第一次精神的启蒙。
可惜《新生》杂志很快就遭遇了失败。而且是无法言说的失败。因为这本杂志连面世的机会都没有。原本说好一起写稿的伙伴中道退出，印书的资金也迟迟没有着落，尽管已经准备了许多材料，甚至连杂志里的插画用哪一张都选好了，这本杂志最后还是默默流产了。鲁迅说自己感到了一种“未尝经验的无聊”，失败的滋味在此后一直萦绕在他的心上。
后来《新生》中许多要说的话，都被鲁迅当作约稿拿去写给了《河南》等国内青年杂志。他写得最为生猛，文章数量最多，格局也最广，常以“立人”思想，试图重建国人的现代意识。他几乎要凭一人的笔力，撑起《河南》的六分之一。这些《新生》中被压抑的巨大的倾诉欲，终于等来机会倾泻在了别人的阵地上。
另一部分《新生》未能实现的内容，也就是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那一部分，则化作了他与弟弟周作人一起编写的《域外小说集》。这本书是拿了当时去东京看病的一个同乡的投资，作为小说集印刷的启动资金，总共 150 块大洋，分批印了一些，最后仍然以失败结尾。第一批只卖了 21 册，第二批卖了 20 册，然后就无人再买。还有一部分书被寄回上海，希望打开国内的销路，同样无人问津，中间似乎又遭遇了大火，最终不了了之。
如果以第一次创业来看待鲁迅这阶段的文艺活动，他显然是一个非常稚嫩的创业者。《域外小说集》使用了非常艰涩难懂的文言进行翻译，事实上并没有一批合适的读者可以获取，可以说并没有抓住市场。但在内心深处，他分明又在那一批国外文学中看见了新的未来。这直觉并没有错，只不过这个所见，后来换了一种方式在他身上发挥出了效力。
讲了这么多，为什么我称 1907 年的青年鲁迅为同伴呢？因为我总觉得我也处在类似的处境里，只不过是在另一个技术的范畴里。
我有一个很不恰当的比喻，但在这里仍然想提出来讲一讲，这个比喻是这样：
在现今的中国，计算机和互联网所带来的这一波三十年的技术浪潮中，我们正处在类似于清朝末期这样一个时代。
清朝是封建制度在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朝代，也毫无疑问是这套制度达到登峰造极的巅峰期最成功的一个朝代。清代把这套制度玩得如此纯熟，以至于哪怕是被八国联军打破国门，清朝的财政收入依然能维持这个庞大的机器持续运转很多年，坚持了非常久的时间，最后才因为国内的革命爆发而寿终正寝。
中国的互联网处于类似的状态：高度发达、极其便利、用户基数见顶，竞争格局趋于稳定，只有大公司能产生源源不断的利润。我们有 AI 算法每天为 14 亿用户投喂无止境的信息饲料，控制他们从生活乃至精神的方方面面。这是互联网对人能产生影响的全盛时期。但是很少有人能看到巅峰期后，紧跟着将是一个摔落谷底、加速下坠的过程。
与之作对比，国外已经在悄然进行制度更替了。他们抛弃了这套过时的封建制度的互联网，转而去寻求代表未来的新的民主式的技术架构。这套新的技术架构，一如鲁迅当时在弱小民族文学和新的现代文学中所发现的那样，是一个更加看重个人价值、肯定个人尊严、鼓励追求个人独立与自由的运动。
这套新的技术架构，是 crypto、是 web3，是 blockchain。
我也像 1907 年那个在日本漂着的青年一样，分明看见了一个新的未来，只不过我的战场换成了赛博空间，但它们都是同一个社会。我希望传达新的思想，在数字世界里唤起人们对个人隐私和自由权利的追求，我甚至也和其他同伴一起办了翻译国外文章的“杂志”，只是最后的结局也如《新生》一般，在特定的时期，特定的环境中，你很难找到市场，很难找到那第一批读者。于是很快我也感受到了那一种“未尝经验的无聊”。
-- 2022 年 5 月 4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