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文重发。
香港重庆大厦是一座神奇的大厦。神奇的地方在于，这是一座位于香港市中心、但由于各种历史原因，房租却特别低廉的商业大楼。因为房租低，这里鱼龙混杂，聚集了大量的外籍人士，香港本地人认为那是个危险的地方，而走进大厦的人类学家却发现，除了混乱之外，这里还藏着一部运转良好的全球化商业机器。
重庆大厦里聚集着一群不同国度、不同肤色、不同职业、不同身份的人，有跨国小商贩、流浪汉、偷渡客、难民、瘾君子和妓女。他们共同组成了一个隐秘的全球化商业生态系统：在2007-2009年期间，跨国而来的小商贩们聚集来到重庆大厦的一楼商铺进货，往自己的行李箱上塞满几百个山寨手机，随后再运回自己位于非洲或者东南亚的国家售卖；一楼的商铺和楼上的旅店、餐厅，为这些远道而来的商贩提供非常低廉的货源、住宿和餐饮的服务，他们自己又专门雇佣没有身份的偷渡客或者难民作为非正式劳动工，因为可以向他们支付更为低廉的工资。
在《香港重庆大厦》这本书中，作者用了一个词概括了这个神奇的商业小生态：低端全球化。
一说到全球化的商业，大家想到的可能都是可口可乐这种高大上的跨国公司。但在重庆大厦这片土地上，全球化以一种“低端化”的方式进行——靠着一个一个的行李箱，人肉带货跨越边境，山寨智能手机（2007年-2009年无疑是最热的商品）由中国香港这个中心，发散性地传播到世界各地。据估计，在巅峰时期，非洲可能有 20% 的山寨机是由这种方式达成的。这些山寨机由中国制造，样式是仿欧美最新的高端机，质量堪忧，但是胜在价格无比便宜。
如果我们去考察这一个小小的全球化商业生态，它所带来的意义并不仅仅只是山寨手机和中国制造业崛起的时代缩影。
对跨国小商贩来说，这是一门如履薄冰的非法生意。当他们携带着塞满手机的行李箱入境时，往往要面临自己国家的海关人员的刁难，行贿海关因此也成了必修课。这些海关和当地的官员一方面痛恨这批来自境外的山寨机，一方面又希望从这笔生意打捞到一些好处。他们认为山寨机质量太差，纯属欺骗本国的消费者，而且这些商品同时还干扰抑制了本土的企业发展。
但作者在书中却认为，正是这些看起来只为了挣钱的自私商人，把山寨机带到了世界各地，非洲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消费者，才有机会第一次接触到来自第一世界的商品。消费者用自己的脚投票，他们想要这些商品。哪怕商品本身质量堪忧，但也以一种消费得起的方式送到了他们手中。而这，正是低端全球化的意义所在。
《香港重庆大厦》并不是要以经济学的角度来考量这个商业生态，而是从人类社会学的视角记录所发生的这一切。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时不时会让我联想到一些 crypto 行业。
crypto 同样是一种“低端全球化”。当商贩们拖着塞满手机的行李箱过海关时，crypto 带着只存在于脑海中的银行存折，跨越边境，将 crypto assets 带往世界各地。金融和加密技术以一种去中心化的方式被销往那些并不发达的地区，让没有银行账户的边缘人群可以获取相同的金融商品。
回过头来说，香港重庆大厦有如下几个特点，以此类推，他们同样对 crypto 行业至关重要。
低成本
重庆大厦的旅馆房租低，这是这一切之所以存在的第一条件。如果旅馆价格上涨，商贩首先就很难聚集在此。同样，如果旅馆和餐厅雇佣正式工人而不是难民和偷渡者，那么他们需要支付更高的工资，成本也将无法继续支撑重庆大厦这个小商业生态运转。
自由宽松的环境
彼时香港的签证非常好拿到，这同样是跨国商贩聚集在香港的必要条件。偷渡者和难民也喜欢前往香港，因为他们希望先进入香港，再从香港去往别的地方。同时，香港有比较宽松的管理制度。重庆大厦内部除非发生了火宅或者刑事案件，否则香港警察一般不管。贩卖山寨机、雇佣偷渡者，这些细究起来属于灰色甚至非法的活动，当时的香港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全球化
香港重庆大厦是全球化的。一个最好的例子是，当本土货币和港币之间的汇率发生浮动的时候，商人前往聚集在重庆大厦的数量就会明显增多或者减少。因为国际汇率直接影响了这一门生意的利润。不同国家的人在重庆大厦里生活，他们彼此用不同的语言交流，使得这里除了商品和资金之外，也是信息的一个全球化集散地。
我们去哪里找到属于 crypto 的重庆大厦？低成本、自由宽松的环境和全球化，依然是至关重要的因素。抛开地缘政治，另一种设想，重庆大厦或许早已存在于数字世界中，作为第一块数字游民的集散地，悄悄孕育着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