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这样一个史实：一群外国人跑到一个古老的东方国度做生意。这个国家历史悠久但蛮横无理，处处刁难这些外国人，于是外国人在当地开设报纸报刊，传播时事新闻，也对这个国家评头论足，甚至鼓动自己的祖国对它发动战争，而这一切就发生在天子脚下，东方古国对此毫不知情。
这本书有意思的地方，就是研究这样一个史实。更准确的说，是研究那些报纸本身。报纸诞生的地方，正是广州。
19世纪为什么一群西方人能够在清政府眼皮底下出报纸，开启在华外报的历史？一个原因是当时基督教徒要传教、外国商馆需要信息，这些外国人有很强烈的动机去印刷和传播新闻；第二，这些报刊主要是用英文、外语报道的，阅读对象主要也是西方在华侨民，中国人看不懂；第三，当时民间出版相对自由，不需要官府审批、也不需要留下刻书的铺号，事实上，从宋代以来并没有对民间印刷出版做过多的限制。
——最后这个原因，现在读起来简直不可思议。
《广州记录报》主要报道当时中国的政治败坏、社会动乱、道德滑坡、司法腐败等等乱象。也有一些流言八卦，比如道光皇帝最小的弟弟和太监通奸遭遇严惩等等。《中国信使报》的风格则更为激进，主要鼓吹的是对华采取强硬武力、促使清政府打开自由贸易大门。出版时间持续20年的《中国丛报》言论相对不那么激进，可能因为其主编是美国的传教士裨治文，他办报初衷是希望借助文化和商业来促使传教事业能在中国推进，另外美国商人当时主要从事正规商业活动，并不参与鸦片的走私贩卖，所以切身利益不像英商那么急迫。
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这些在华外报选定什么议题、做什么类型的报道、用什么样的标准选择内容，这些是书中研究的重点，也是这本书比较有价值的地方。
一方面他们关注在华外商的利益，对清政府现行的通商制度进行批判，认为外国商人在中国遭遇非人待遇，要求谋取更多的权利，另一方面，他们也对研究中国人充满兴趣。他们对当时人口占世界四分之一的这个大国家，对外所表现出的不闻不问、闭关锁国的态度，充满了不理解，因此试图从中国人的历史、文化和国民性入手，去寻找答案。最后得出的结论，大概是中国人充满了傲慢，把外界全部视为野蛮人，而不知自己才是野蛮人。
举比较有代表性的两个持续性的议题的例子。
第一个是《中国丛报》多期刊载了郭士立撰写的《中国沿海航行记》，这个专栏描写了大量的场景化的沿海风俗民情，在郭士立笔下，一路以来遇到的每个中国人，都被他以鲜活的笔触记录下来。这些中国人是什么样子的呢？有好奇心、吃苦耐劳、浑身充满干劲。生活贫困，却仍然抱有身为天朝臣民的优越感，同时也是精神麻木、失去基本良知的一群人。他们多神崇拜又缺乏信仰，渴望财富又缺少冒险精神。他们吸毒、偷盗、纳妾，道德沦丧。
有两处描写，令人不堪入目：
7月17日，在我们靠岸不久，我看到一大群小船包围了我们的商船，船头上都站着女人。我再次警告还留在商船上的船员，一定要压制自己的邪念。然而我的话根本不起作用，我前脚刚刚离开甲板，他们立马无所顾忌。在中国，父母卖女儿做妓女，丈夫卖妻子做妓女，兄长卖妹妹做妓女一他们做这些时，没有丝毫怜悯之心，甚至如禽兽魔鬼般地开心。船员们狂欢着，全然忘记了挨饿的家人，他们看起来焦躁不安、充满淫欲。
在刘公岛不远处与文隔海相望的山东，虽然是孔子的故乡，然而儒家道德训诚却被人们抛弃和践踏，人们提起这位先古圣人时，语气都带看深深的不屑。在这儿，随船的船员们再次被妓女们引诱了，而这些女人是我见过的最肮脏堕落的动物。很快，捉襟见尉的船员们便尝到了苦头，有些船员不仅卖掉了自己的家当，甚至染上了疾病，这时他们才会追悔不迭，却为时已晚一一他们注定不能成为富人。此情此景真是人类的倒退！用不到12岁的女孩满足男人的兽欲，令人作呕发指！
另一个例子，是这些报纸对律劳卑事件的报道，以及因此引发的对“夷”字的研究和讨论。
律劳卑事件大概的经过，是当时英国派一位新的对华商贸总监律劳卑前来广州履职，这次履职和两广总督卢坤起了冲突，最终律劳卑擅自调动英国军舰进入珠江口，炮轰虎门，双方先后交战两次，对中英关系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而事件起因的冲突，现在看来都是一些文化摩擦：首先当时清政府不允许中国官员和外国人有直接接触，所有的外国人都是通过广州这个口岸当地的行商来作为中介，进行沟通。所以外商和外国官员有什么事情，都需要先找行商传话，清政府官员再对行商作回复，这种沟通方式让律劳卑很不满，他执意要亲自跟广州官方沟通，卢坤则坚决不见。第二，律劳卑当时入广并没有报备，而是从澳门偷偷进来，令卢坤不满。第三，广州官方发布的通告把律劳卑称为“夷目”，本意是外国人首领的意思，随行翻译和《中国丛报》把它翻为“野蛮人的眼睛”，让律劳卑感觉自己和英国女皇遭到了卢坤傲慢的侮辱。而广州官方对此并不知情。
到了鸦片战争爆发前夕，也就是林则徐虎门销烟之时，在华外报们又开始围绕“鸦片贸易本身的合法性”、“清政府严打鸦片贸易”以及“发起打击活动的主要人物林则徐”进行跟踪报道和讨论。此时不同的报纸对鸦片贸易持有不同的看法，有的报纸大肆渲染鸦片对人并无危害，在中国自古就有作为药用，鸦片贸易也只是类似于烈性酒的正当贸易而已。而有的报纸则批判这种言论无耻至极，只是英国商人为了走私鸦片赚取利润的借口罢了。
本书作者认为，在华外报发表的一系列内容，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影响了历史的进程，促进了英国对华发起鸦片战争。当时英国官方自律劳卑事件之后，对中英关系更多想以“沉默”的态度和中方贸易，不想宣战。但是随着林则徐打击鸦片的行动越来越果断勇猛，在华外报鼓吹对中国宣战的言论就越加激烈，这些报纸不仅成为了在华外商的舆论地，也把报纸发往海外，传播到英国国内，煽动英国官方发起对华战争。
同时，另一种更间接的影响也悄悄种下。在华外报上诞生的、许多对中国人的研究和讨论，通过报纸传到海外，又从海外被翻制成新的内容再次传入到中国。中国国民性（character of the Chinese）作为一个概念被明确提出，源头来自于这里，最早在报纸上就包括了妇女缠足、溺杀女婴、叩头行拜背后的奴性观察等等话题。美国传教士明博恩的专栏《中国人的气质》在1901年被翻译为日文出版，成为日本畅销书。随后梁启超读到了，鲁迅读到了，这些中国的新青年不得不感慨，第一次听到对国民性的批判，是来自于外国人，梁启超说“吾闻而愤之耻之，然反观自身，诚不能不谓然也”。
历史书上的鸦片战争，也许只占了两页书的内容，每个中国人或许都非常熟悉。但从这些在华外报的报纸上重新经历一遍，又是另一件事情。最简单的例子是林则徐。我想起在澳门街头闲逛，在莲峰庙里看见了隔壁有一间小小的林则徐纪念馆，门票只需要5块钱，几乎没人参观，兴致寥寥。虎门销烟时，林则徐为了扩大打击力度，曾邀请了一系列外国商人和西方在华侨民前来观摩，其中就有《中国丛报》的主编裨治文。他亲眼见到了林则徐，并且和他有过交谈，之后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报道《镇口硝烟》，这篇报道详细记录了林则徐谈话的内容和音容笑貌。这也是少见的来自第一手资料的“现场报道”，对我来说，它比历史书上的林则徐更有冲击力。
在这些报纸中，你可以清楚的看到外国商人和本地居民日常生活中那些细碎的冲突，也可以看到宏观上的英国鸦片走私贸易与清政府禁烟的利益冲突。如果让我重新回顾一下鸦片战争，我的脑海里会浮现出另一个东方版本的《阿凡达》的故事。事实上，卡梅隆想用阿凡达来隐喻美国人对印第安人犯下的暴行，但那故事相比之下，也实在显得太过简单潦草。对于更复杂、更耐人回味的鸦片战争，马克思在1958年的《纽约每日论坛》上发表的文章总结得最好：
1800年，输入中国的鸦片，已经达到2000箱。如果在18世界时期，东印度公司与天朝之间的斗争，同外国商人与中国海关之同的一般爭批具有相同的性质，那么，从19世纪初起，这个斗争就有了完全不同的特征。中国皇帝为了制止自己巨民的自杀行为，既禁止外国输入这种毒品，又禁上中国人吸食这种毒品，而东印度公司却迅速地把在印度种植的鸦片以及向中国私卖鸦片变成自己财政系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半野蛮人维护道德原则，而文明人却以发财的原则来对抗。一个人口基数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时势，仍安于现狀，由于被强力排斥于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竭力以大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基于道义原则，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杖一一这的确是一种悲剧，甚至诗人的幻想也永远不敢创造出这种离奇的悲剧题材。